现在“数字化生存”的说法已经替代了任何关于当代生活状态的前卫描述。这种论断简单、新鲜，有点蛊惑性，还略微带一点点暴力感。美国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庞洛蒂的《数字化生存》一书讲得明白：“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为了强调人类对数字的依赖性，他用了一个系动词“BE”以构成一种状态：bedigital
那么，“数字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早晨你被电脑里的转传过来的一个电话信号吵醒。从邮件箱里你调出了那份传真文件的内容。你觉得事情很急必须与发件人通个可视电话。你在数据库中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电脑邮件号码并设置了一个“揭示阅读”的信号。差不多只有3秒钟的功夫，你们在屏幕上打起招呼。原来对方需要的2个集装箱的甘油从原计划的3月份提前到了1月份。你立即调看了电脑网络中的“货源供给计划表”，发现还有1个集装箱的货物可以调配，另外一个箱子的货必须从印度调集。在与你的印度客人通完电子邮件后，你同意了客户的要求并且在网络合同上签字，输入密码。合同同时被输入公司总部的资源配置部门的网络中。整个过程只花费了12分钟。在这一切行为的背后是数字技术的魔法。数字技术改变了现时代实证的内容，使逻辑推理得以进入了我们的各个角落。在艺术领域，数字技术大显身手令人刮目相看。1998年，美国的一部大片《泰坦尼克号》在很多地方都采用了计算机动画技术来模仿强烈的震撼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近日有报道说：在下个世纪好莱坞将最先出现虚拟人造演员，表演效果绝对一点也不逊色于真人。届时那些漫天要价的大腕很可能要面临下岗的危险，恩格斯早就告诫过：“人类对工具的改造最终结果使工具驱逐人类”。
这不只是老百姓在操心。
疑问来自一份调查报告。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日前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近70％的城市青年目前尚没有条件上网。这是对北京、上海、重庆、河南等9个省市进行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66．4％的青年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崭新的交流工具，展示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69．1％的城市青年选择了“没有条件上网”；1．9％的青年承认自己是“网迷”；3．4％的青年“经常上网”；13％的青年“偶尔上网”；6％的青年“没有听说过”。
这还只是对城市青年的调查。毫无疑问，城市青年是信息最主要的接受者和运用者。如果我们再认真想想：城市青年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恐怕就不会乐观了。起码有两点要引起我们重视：其一，中国在1997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社会”，这意味着这部分人口对于数字化的接受存在相当程度的障碍；其二，中国农业人口将近13亿，有条件买电脑、数字电话的家庭有多少呢？疑问是客观存在的。
我的一位朋友在广州某报任编辑，平时喜欢搞些文学创作。1998年的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我准备上网了”。1999年3月的一天，她在电话中向我表示歉意：“我一直搞不懂怎么发封电子邮件。太麻烦了，电脑买在那儿也快半年了，懒得动它了”，北京的郭良曾经以连载的方式描述了他们研究所一批文人加电脑盲。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电脑的了解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但常常犯一些玄而又玄的低级错误。有些人在电脑面前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初中生。郭良在一个章节中写到他们哲学研究所的赵汀阳先生。赵经常拿一些芝麻大的问题问郭良，比如有一次，他死活打不开电脑。郭良“打的”过去一看原来是电源没有接通。后来郭良觉得他实在不可改造就给他打了张“电脑使用程序表”：第一步，找张凳子坐下；第二步，接通电源；第三步，开机，进入WINDOWS系统；第四步，将鼠标移至编辑栏目；第五步，进入新文件的编辑输入状态；第六步，存盘退出。一个文人到了连“坐下”都需要提醒的地步，或许就不是幽默所能容纳的了。
中国的作家圈中能够自由从容地使用电脑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人屈指可数。上海的陈村大概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人拒绝使用电脑的理由说起来似乎非常迷人也非常动听：“我不喜欢技术”“笔使我的躯体和纸张之间有了通感”“笔是经典的”。他们似乎忘记怀疑一下自己知识更新的能力。他们以文化方式去抵抗技术革命所提供的优越性，这是怎样的一种“反动”呢？
回到民间。一边是IT整天在为新的技术标准、服务器材的价格而争论不休，一边是老百姓拿着自己的辛苦钱在商场的VCD专柜前徘徊；一边是网络人员在为“宽带多媒体”的开发而大伤脑筋，一边是一位下岗职工在对偷偷出去打游戏机的儿子拳脚相加。技术的光芒普照大地，但是阳光并不是均匀地播撒。
现在可能再没有人问“你家有彩电吗？”这样的问题了。比较时髦的是“你上网了吗？”。当然这是基于你已经买上了电脑。1998年的一份由某商业信息传播公司执行的“中国人未来生活新三大件调查”报告透露：中国人在下个世纪初期，电脑将很可能成为最主要的消费品。听起来这是一则不错的消息，起码我们感觉到了教育正在受到实在的关怀。问题是，电脑的普及率在中国不是一个什么值得骄傲的数字。从已经拥有电脑的中国家庭看，每100户家庭的拥有率还不到1台。问题的另一面是电脑的价值目前还只停留在看看VCD，打打汉字，玩玩游戏的水平。于是有人愤怒地说：“从中国文化的劣根角度看，中国人连一个正常的现代人都做不到，更何谈做未来人，我们还没有资格进入网络社会”。但是，毫无疑问，网络社会已经张开血盆大口来迎接我们细稚的躯体了。我们足够健壮吗？
尽管业内人士对目前中国人的知识准备不抱多少信心，但是这好像并不妨碍中国人对“数字化生存”进行自主的演绎，就有点像尼葛庞洛蒂教授第二次来中国举止之间就变得实用起来，动辄就有做广告的嫌疑。
中国电信在1997年就在全国打出“数字牌”，对外宣布：模拟机将在某某时候退出历史舞台，数字式手机一统天下，害得那些90开头的同志们连忙筹款更新自己的设备。现在如果有谁说我的手机是130……什么的，您千万别惊讶，否则人家拿您当傻子。自1998年初就不太景气的VCD彩电市场突然神气活现起来，全国的各大商场不知从哪儿得到通知，一古脑地刮起“数字旋风”，纷纷宣称自己已经引入数字技术，似乎一夜之间电脑已经不是电脑，简直成了魔镜。南京的“熊猫彩电”把广告做到了居民区，他们在大街小巷、胡同里挂出宣传横幅“熊猫数字彩电，清晰度提高30％”。1999年3月19日南京《周末》载文：“有关数字电视是真是假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数字音响’‘数字家庭影院’等带着‘数字’的各式标语又出现在消费者眼前。”“因为‘数字化’代表着高科技，使得许多厂家对这个名词趋之若鹜，许多产品都被冠上了‘数字’‘XX’而顿时身价不凡。许多消费者不明就理，往往吃亏。面对如此情况，熊猫集团一位副总坦言道，现在的许多数字家用电器并不是真正的数字产品，它们往往只是在某个程序上采用了数字技术，甚至有些根本是挂羊头卖狗肉。”
数字生活是技术对于生活的入侵，它改造着生活以及生活着的人。其背后是人与技术的磨合。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接受得更多的是政治斗争，教条灌输，行政命令，现在他们开始习惯在经济规律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在超市，人们对营业员在收银台扫描所购商品的条形码已经不以为怪；在一些星级饭店，客人们也在习惯一种从海外引进的“电子门锁”；富裕一点的人在装修住宅时还不忘记在门口安上一个电子遥控的带可视屏幕的门铃。《中国青年报》最早的标题词“你必须知道的数字”和“数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生活”栏目则是电视媒体中使用数字比较超前的，它把电视的功能发挥到了一个充分的地步。
这一切景象似乎在表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化生存的空间。
但是这些并不是数字化生存的主要内容，或者说“运用数字”并没有真正进入问题的核心。
在关于“数字化的生存”的调查中我们得到的反馈信息是消极的。在对88人次的访问中，关于“数字化生存的空间是指什么？”一项中，有58％的人认为：“不知道”。一位从事某星级宾馆客房服务的副总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关心的是数字化能为咱们做点什么事？如果它能给我们带来轻松便捷，我想谁也不会不欢迎。”一位中学老师在报刊上撰文说：“现在的电视机功能非常复杂，看看说明书就要用去半天的功夫，而且还不一定看得懂。我们尚且如此，那些老年人如何看得明白？所以我建议电视机厂还是多生产操作简单的机子。”有12％的人认为：数字化生存不过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已，就像前段时期非常流行的语汇诸如“酷”“非常”之类。生活还是原来那种生活。谁知道数字化生活是什么样子？
按照尼氏的观点，数字化的空间是一个虚拟的，依靠数字逻辑建立的，是不可触摸的，呈非物质形态的东西。在关于“数字与人类的关系”的定性上，只有12％的人理解了“数字不仅仅是人类用于探索物质世界宇宙空间的技术手段，而可能是人类培养的货真价实的敌人”，“人类自我命运的掘墓人”。
岳庚是微软南京销售代理。
打电话给岳庚的时候，他听说我是他的好朋友介绍认识他的，兴致颇高，有点大侃一番的架势。我说你先把我的联系电话记一下，我想和你面谈。他说你等一会儿，我手边没有笔，要打开电脑，敲入我的号码簿里。我不禁有点嗤之以鼻，笔在他那儿已经先行淘汰了，简直是故作姿态。
第二天中午我如约而至一个叫“休闲小筑”的茶社等他。过了约定时间20分钟还不见岳庚的人影。我拨通了他的手机，他忙不迭地解释说他正在处理一份很紧急的传真。又是20分钟，我终于看见一个“眼镜”边接着手提边走了进来。凭感觉，我猜他就是岳庚。果然，他四处一看，就我一人在这儿干坐，便径直朝我走来。我说你挺忙的，他说对不起，我只能在这儿陪你半小时。边说他边看表，对不起，我要和我妹妹说几句话，你先点菜吧，我要一份黑椒牛排就可以了。我好奇地看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飞快地在键盘上工作起来。10分钟后，他抬起了头，鼻梁上的眼镜快掉了下来。他解释说，我和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约好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之间网上聊天，没办法，她是我唯一的妹妹，一个人在那边很寂寞，我得安慰安慰她。
牛排很快就上了，他狼吞虎咽5分钟解决。我说你时间这么紧，不如晚上再约时间聊。他笑笑说，不了，他晚上要回家陪老婆，尽尽义务，一天中也只有这时候两人还能说上几句话。其他时间都属于别的东西了。他最近刚买了一台“尊宝”音响，每天一睁眼，他就想听点什么，新闻、VOA还是音乐？无所谓，只要听那点响动，要不然太枯燥了。出了家门，公司有车来接他，到公司要开30多分钟，这段时间他要处理一些客户的电子邮件。他说，上班时间就不用说了，你看看我每天的AGENDA就知道了，一个上午最少也要处理15件以上的事。今天中午还不错，尝出味来了，平时都是统一盒饭，边吃边与我妹妹聊，要是她心情不好了，我哪有心思去看到底吃的是什么呀。
如果人们知道数字化的世界不只是电视机里每天隆重推出的“信息”“备忘录”或者“生活常识”，它可能是冷冰冰的，缺乏温情的，教条的，甚至是充满一些血腥味道的东西，人们漫不经心的态度大概会有所收敛。一个花了5年创作了100万文字的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磁盘一不小心被格式化了，而且因为操作失误导致备份程序出现“致命错误”，这意味着什么？电脑不承认你的劳动价值。就是电玩专家对于这样最基本、常识性的错误也的确无能为力。但是把电脑给砸了，那100万文字还是出不来。投诉找不着单位，甚至连投诉的对象在别人看来也有点文不对题。
后来一位身经百战的网虫告诉你：在数字里面生存最好的秘诀是顺着数字逻辑，同时留点心眼。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跟它对着干。要知道它是一些人类中的精英制造出来的超级精英。
在一个数字化的空间里生活是不是安全的，这恐怕是作为普通人最先要求得到的明确回答。至于它距离我们有多远目前还不是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在人们沉湎于“资源共享”欢呼技术时代成为终结英雄的时候，那条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地方频频出现问题，最常见的也最为恐惧的是网上信息安全处于失控状态。在数字化时代，“上网”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日常生活行为，借助于鼠标、密码、下载、复制等等动作，我们可以完成家庭所需要的“食物购买”，瘦身报名，电视点歌，甚至寻找婚姻伴侣。一条电缆线，一部电话机，一台486电脑就接通了我和外界的联系，并由此构成一个虚拟的空间，通过这个组合，“同事”“集体”“大会议室”等等工作用语逐渐失去了原始分量。电脑面前的那个人正在主宰他所目击到的世界，他兴奋地观察着日常生活的变动，并暗地对自己的权力赞叹不已。他可能从没想过一个致命的问题：在网上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隐蔽性吗？谁可以保护他的隐私权？正当的人身权利？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从一开始就存在了。最著名的大概要算千年虫Y2K这样的终结错误了。
克林顿性丑闻案被公开曝光后，不少网络媒体纷纷使出怪招拉拢网民，同时大做自己的产品广告。有一家网站干脆把克林顿和莱氏全部以裸体形式出现在一部黄色录像里。然后再利用原声模拟信号做出像模像样的对话。据说刚开通后的一个星期有近5万人访问该站点。克林顿总统也只能暗地里叫苦不迭。
这就是网络里的民主与自由，以及网络里的隐私状态。不过，在消费此类隐私之前，对于中国人来说，最要紧的恐怕还是要先消费得起卡丁车、数字电视、全球通和麦当劳。
然后，数字化的世界就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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